很多人认为自身赚了很多钱，是靠自己的努力，勤奋，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因素，是有一个稳定和上升的社会环境。

  幸运的是，你我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环境。而且我们都深知来之不易。所以，当一个直接牵涉到我们每个人利益的新的法律或政策出台时，我们的关注度都是空前高涨。

  这不，正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草案，就因新增一些或可能必然的联系损害到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条文，炸锅了，主任我的朋友圈里，不一会就能看到一条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。

  （二）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、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、标志的；

  （三）制作、传播、宣扬、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；

  毫无疑问，这些条款制定的初衷是好的。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，这几年确实发生过不少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大事件，最典型的莫过于南京某寺庙供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牌位事情，可谓是完全没得洗。

  但在过去，如何处置有关人员，确实是没有直接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定的。只能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来处置。

  但是，问题就在于，法律不是道德，道德可以不需要清晰的标准，但法律却需要具体而准确的界定——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是否涉嫌犯罪。

  现在的条文内容，显然是模糊的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，比如说“在公共场所穿着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”，一千个人可能就有一千种见解，即便是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场合，也会有不同的见解。

  比如曾经争议很大的“女孩在苏州日本风情街穿和服被警察传唤”事件，有人认为警察做得对，这个女孩就是伤害了民族感情，就该拘留给她长长记性。

  但更多的人却认为在日本风情街穿和服很正常，如果穿和服伤害了民族感情，那么那些日式风情街、日式餐饮，包括日资企业、日资产品等等，是不是更加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？

  再比如西安那个拿U型锁砸日系车的蔡洋，是不是就该给他，还要给他颁发荣誉大奖？

  总之，“感情”这种东西是一个主观概念，我们有十几亿人，每个人的认定标准都可能不一样。同一个人，不同时间，不同场合的认定，都可能不一样。

  所以，主任我的观点就是，立这个法没事，怕的是无法制定出具体的衡量标准，从而导致在执法层面变成一笔糊涂账，甚或成为一个新的“口袋罪”。

  按现在的条文内容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将自危。因为即便是不穿和服，也不穿西装，只穿中山装，也有一定可能会被定义为伤害民族感情：

  你这么萎缩，穿中山装，典型的是有意损害我们民族服装的形象，伤害我们民族的感情！

  居然穿日本服装？！你不知道小日本杀害多少中国人？！你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！

  反正不管你怎么穿，都可能会被定义为“危害民族感情”。写文章，包括说话，也一一样的。因为就没有具体的标准可言。

  而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人越是大谈仁义道德，越是私下男盗女娼。比如当年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面对记者正常采访，诉苦自己买不起北京的房。结果后来一查，贪了5个亿！

  还是老话，法律跟别的东西不一样，它不能过于依赖执法者的主观，那样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，从而损害法律本身的尊严。

  所以，主任我的观点很明确，法律不是道德，所有条文都必须很具体——比如列出“伤害民族感情”的具体情形；比如可以明确规定在什么场合可以穿什么服饰，不能穿什么服饰，等等——而不能模棱两可，让民众无所适从，搞成像现在广为诟病的“寻衅滋事罪”一样，成为新的“口袋罪”。

  过去，纵然你真的伤害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了，只要没造成多大伤害，可能批评教训一下就完了；可此次立法一旦通过就不同了，即便你觉得自身没有伤害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，但执法者认定你伤害了民族精神或民族感情，你就只能坐牢了。

  简单来说，一旦这样的律法通过，以后穿衣吃饭，写文说话都必须十分谨慎，否则很可能不但会影响到现在的生活品质，甚至毁了一生，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前途。

 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强调：施行了17年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攸关治安处罚的边界，更攸关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边界，在修法时，适时扩大处罚圈固然重要，但警惕从而导致的权力扩张或许同样重要——如何加强处罚中的权利保障，并尽可能地降低治安处罚的附随性效果，是立法者亟需考虑的问题。